去看望端木蕻良,也是为“居京琐记”栏目约稿。他先是住在虎坊路的一个单元楼裏,后来搬到西坝河东里。
当时,端木蕻良正埋头撰写《曹雪芹传》。与性情爽朗、声音洪鐘的萧军相比,理财,端木蕻良谦和而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语。他对约稿颇为热情,一段时间裏,投资知识,寄来多篇散文。一九八七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编辑副刊之后,他仍不时赐稿。他的文章,或说古,或忆旧,或北京民俗,话题不一,却写得淡然雅致,收放自如,显出文化修养的深厚,确实是文章高手。他的手稿,也满溢娟秀之气。
很喜欢端木蕻良写北京民俗的文章,俏皮,幽默,文字看似平淡,却有韵味。他既创作过长篇小说,又擅长吟诗,并且深谙老北京文化,由他来写曹雪芹传,也是合适人选。在《对对子》一文中,他娓娓道来:
清代北京街头有很多土地庙,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就像百户长千户长似的,专管一方。有一条街道,大宅门最多,醜闻也最多。有人为这儿土地庙,撰了一幅对联,趁夜贴在庙门上:“这一街许多笑话,我二老从不吱声”。行人看了,无不掩口而过。
珍珠港事变后的香港,无疑是端木蕻良的伤心之地。
萧红的过早病逝,从此成了压在他心头再也无法卸掉的沉重石头。文坛不少人把谴责、抱怨,一股脑撒在他的身上。他的性情过去如何我并不清楚,反正自认识之后的多次见面中,他讲话永远低调,脸上偶尔才露出笑容,从未听到过开怀大笑。他的大半生,一直在萧红去世的阴影笼罩下走过,这样说恐不为过。没有人站在另外角度想一想,在战火纷飞之际,他公开举行与萧红的婚礼,而此时萧红已怀着萧军的孩子,却将之打掉。可以想像,端木蕻良该承受多大的亲友压力和社会压力。萧红选择了他,他接受了她,两人本可以如愿以偿地走下去。如果没有日本人的轰炸,没有战争的威胁,一切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当在日本人攻佔香港情形下,一个文弱书生在不同医院之间四处奔波,谁能理解端木蕻良此时心中的焦虑,谁又能说,在那一时刻,他会只顾自己,而将病危中的萧红弃之一旁?局外之人,最容易和最简单的事情,莫过於偏於一方的谴责与抱怨。
生命的脆弱与无奈,何止萧红一人!
端木蕻良曾写过一篇文章《王冷斋和柳亚子的文字缘》,是写珍珠港事变之前他滞留香港时的经历。他开篇写道:
“七七”事变时,全世界都注视着卢沟桥。桥边就是宛平县城,当时宛平县长是王冷斋。他以谈判拖延时间,让二十九路军做好部署,一时传为佳话。
珍珠港被袭前夕,香港集聚着大批文化人,柳亚子、张一麟、王冷斋等也流亡到这裏。我和王得以在香港相识。那时,张一麟联合一些老年知名之士,组织以他为首的“老子军”。柳亚子以“羿庐”为号,用古典诗歌,为抗战鼓吹。王冷斋写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有句:“一局棋争我着先”,说的确是事实。
许多年后,导演许鞍华对萧红情有独锺,并为她拍摄一部纪录片性质的传记电影,片名就是《黄金时代》!看过电影《黄金时代》,那些熟悉的人,好多天都在脑海裏闪来闪去。一天早上,我忽然想起,翻阅一下留存的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三人相关的史料:签名本、书简、题字等。
未曾想,我居然找到端木蕻良一九八五年送给我们夫妇新婚的题词,题写的恰恰是“黄金时代”四个大字。我不知道,三十年前的端木蕻良先生,为我题写“黄金时代”四个大字时,是偶尔想起,觉得这是对年轻人新婚的最好祝福,还是他从未忘记萧红写於日本的这几个大字:黄金时代!
萧军,一九八八年去世;骆宾基,一九九四年去世;端木蕻良,一九九六年去世。在萧红短暂的生命行程中,与之关係最为直接的三人,或许在另一个世界与萧红再聚首。
二○一七年岁末,我前往萧红故居与墓地。我宁愿相信,萧红一直常在端木蕻良心中。端木蕻良题写“萧红之墓”,并将他珍藏多年的萧红青丝,安放於墓地之内。
那些人,那些事,如同一朵又一朵云彩在流动,为了装点萧红的那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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