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 ①从宏观把握经济社会对货币总量的需求，即一定时期社会对货币的需要量及其决定因素。这里，人们注重三个原则：第一是客观性原则，即需要量由社会经济过程客观地决定；第二是商品流通原则，即货币量主要由流通中商品量决定；第三是货币媒介原则，即所需货币主要为了媒介商品，货币过多或不足将直接影响价格水平。在英国剑桥学派提出现金余额说之前,学者们大多持上述观点。
②从微观把握持币者对货币的需求。这种观点源于剑桥学派的A.马歇尔和A.C.庇古等人。他们强调持币者的主观动机，着重从人的利益与行为方式上来解释货币需求。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在经济生活中主要不是一种媒介物而是一种资产，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是因为这种资产较其他任何资产有更高的流动性，能满足人们在资产持有上的一些特殊动机，建立起对未来的某种安全感。因此，与前者注重货币的媒介功能比较，这种观点更注重货币的贮藏功能。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当代经济学家已倾向于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较全面地观察和分析货币需求。这一方法论上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流动偏好说。
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凯恩斯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等人关于货币需求动机的研究方法，并在此结构下探讨货币需要量的决定因素。他将货币需求分解为三种动机:①持币用以应付一些经常性支付的需要，如衣食住行方面的可预见的开支；②保留一部分货币用来应付意外事件，如伤病、失业等不可预见的开支；③持有一些货币以备在有利时机下进行购买有价证券等盈利活动，即机会性（投机）持有。这些动机分别构成交易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由于决定这三种货币需求的因素为所得（前两种）和利率（投机需求），因此，他将这两个变量视为货币需求总量的决定因素。沿着这一思路，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们对货币需求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重要的有：J.R.希克斯与A.H.汉森建立的IS-LM.模型（见IS-LM分析）,从而把货币供求与国民经济均衡作了一般的以及量上的联系。J.托宾与W.J.鲍莫尔提出的平方根定律，即：
进一步揭示了货币交易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从更一般的角度论证和证实了货币的资产需求与利率的反函数关系。此外，从50年代末起，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地转入实证分析，西方学者已建立了较多的计量经济模型。
货币学派的理论
货币需求 在货币需求问题上，与凯恩斯学派持不同观点的另一主要流派是货币学派，即以M.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货币数量论者。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说不是关于产量、货币所得或物价问题的理论，而是关于货币购买力的理论。对拥有财富的经济单位来说，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拥有财富的一种手段，因此，货币需求又是资本理论中的一个问题。在此前提下，弗里德曼着重从财富总额和财富构成等方面考察货币需求。根据这一推断，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首先是财富总额，在任何情况下，货币持有都将随财富总额的增长而增长。在财富构成中，对货币需求有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即个人为获得未来收入的能力而进行的智力投资，反映为一国居民的教育与技术的投资。他认为，人力资本较实物资本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更甚。由于人们选择财富持有的方式不仅仅是货币，因而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如实物资产、债券和股权的收益率也会影响到货币需求。在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中，弗里德曼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或理论假设，如恒久收入的假定，多重资产选择及预期收益等。 相关争论
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在货币需求方面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显著，货币主义则认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不显著。尽管理论上的争议相持不下,但有些西方学者指出，这个问题已变得相对地不那么重要。因为，一方面，像凯恩斯本人曾描述过的流动性陷阱那种极端情况很难得到实证的支持，即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可能显著，但不可能无限大。另一方面，包括一些货币主义者自己进行的实证分析，都说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确实存在，从而证明利率确实是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之一。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是很显著还是不很显著，仅仅是一个作用程度的问题，更何况其中还包括不同学者因取样和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统计误差。
事实上，一些学者已试图把两者的某些思想结合在一起，并提出超乎两者的新观点。70年代以前，对货币需求的考察对象主要为M1，以后扩充到M2及更多的层次，有关货币需求的财富、收入、利率的期限结构、货币流通速度等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在货币需求动机方面,S.魏因特劳布于1982年提出关于货币需求的七个动机，或归为商业动机、投机动机和公共权力动机,其中货币-工资动机和公共权力动机是较新的思路，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政策涵义由于货币供给是影响社会总需求以至总供给的重要政策变量，因此，如何确定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合理预测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必须在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货币需求进行科学的分析，以
货币需求 此为基础来调控货币供给以实现总供求平衡。
1．货币政策的界定。这涉及到人们对货币需求关系的界定问题。具体地，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分五项：（易纲，1996）中央银行对专业及商业银行的贷款，准备金比率，利率及贴现率，备付金率，以及限制贷款总量的存贷比要求。本文将含这五项的货币政策称为广义货币政策，而将仅含前三项的货币政策称为狭义货币政策。鉴于区别广义与狭义的后两项货币政策本质上代表着国有经济部门在计划机制的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需求行为，本文将由这种行为引致的货币量变动视为货币需求的变动。换句话说，本文把广义货币政策中政府代表国有企业的行为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分离开来，仅将后者（即狭义的货币政策）视为货币政策。
2．实证分析的尺度。从对理论假说的证伪要求看，通用的数据列举方式往往过于粗糙、分辨率低。这里，人们主要规定两种尺度：一是划定肯定理论成立的实据须与数据关系中参数的稳定性（即时不变性）相对应；二是规定理论假定的基本关系一般仅与数据信息中的长期部分相对应。前一规定将理论隐含的规律性表述为可测信息；后一规定则力图根据理论隐含的抽象长期均衡将数据信息分离成长期与短期部分。后一规定对人们讨论货币政策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3．货币指标的选择问题。在M0、M1和M2三个通用指标中，本文从统计指标的匹配程度出发，选用M1作货币指标。不采用M2的主要理由是，M2包含的货币存量部分，与国民总产值这类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不相匹配。通常，存量与流量之比例时序总是时变的，但这并不反映理论隐含的规律性。M0曾一直是中国主要的货币指标，而且直至九十年代初期，M0一直与M1呈线性同步增长。但近些年来，两者间的差距日趋显著。这反映着活期转帐业务相对于现金业务的迅速增长，即货币总流量中现金比例的迅速下降。这一现象是符合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因此，M1与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之匹配程度最好。
4．实证推断所忽略的情况。为简化问题，在计量模型结果基础上对上述两个设定做推断时，忽略了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是货币政策实施时含系统失误的可能性；二是数据指标统计时含系统误差的可能性。[1]